解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件的传播框架

解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件的传播框架□曾庆香

李

蔚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1）01—0048-3

【内容提要】件爆发之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都会对之进行传播。本文认为，我国传统媒体对件的报道经历了“蛊惑与教唆框架”到“去语境化的事件过程框架”再到“高度语境化的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三个阶段。而我国新“造势”与“溢散”、行动动员与“快闪行为”两种功能。媒体的信息传播则主要为实现

【关键词】件；去语境化；高度语境化；造势；快闪行为

……胡的话引起围观群众的义愤，不明的群众以

一、传统媒体报道件的框架

追踪传统媒体对件的报道，我们发现媒体对件的报道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蛊惑与教唆框架”进行报道，第二阶段则是以详细报道事件过程为特色，第三个阶段则以“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进行理解。

1、蛊惑与教唆框架

从西方学者的论述可知，我国所指的“件”包含在“社会运动”这一宏大领域之中。可以用诉求、组织化程度、持续时间与制度的关系四个维度将社会运动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①其中第一阶段为集体行为，即发泄型件；第二阶段为集体行动，即目标型件。在传统的集体行为理论中，集体行为和行动（包括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他们参与集体行为，是受到蛊惑或

为公务员光天化日之下殴打群众，立即向“110”报警。……

但此事并未得到平息，一些人听信谣传，使事态趋于复

万州区经侦支队的一辆警车杂化。当日18时左右，

经过新城路时，被一青年煽动部分围观者砸烧，由于正值下

班高峰，一度造成数千群众聚集围观。当晚8时许，在少数人的煽动下，数百人向位于高笋塘广场的区大楼集结，冲进并砸坏区玻璃大门等。19日凌晨3时左右，办公楼大厅的人员被带离现场。

……

有关部门正在认真调查事实，并表示将对个别煽动和参与打砸抢的人员依法处理。（《南京日报》，转引自新浪网2004年10月21日）

显然，这种对发泄型件的解释框架如此一致，并非是由于所有媒体工作者的认知果真如此，而是由于有关部门规定这种事件只能采纳新华社的通稿。

这种“蛊惑”与“教唆”的报道框架一直延续到了事件，如2008年6月29日上午，新华社发布简讯，称该事件是“一起围攻部门的打砸烧事件”。这则报道说：“在县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的群众冲击县、县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贵州日报》也是如此。“之前的6月30日和7月1日，《贵州日

已经发表了一些当地处置县‘6·28’打砸烧突发事报》

件的报道，这些报道多为‘传统’语言和角度，着重在打击不

⑤

法分子，但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报道不多。”

2008年6月30日，刚到的贵州石宗源也如此说：“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

⑥

然向、挑衅的件。”

媒体的这种报道框架早已受到民众的哂笑、抵制与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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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②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及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我国和新闻媒体对件的认识和解释形成了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性使得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对件的报道都如出一辙，都是“少数不法分子的群众引发的。”有人把这种报道方式归结起来就是：群众总是“不明”的；总是“非法聚集”的；总是“别有

③用心”的；上级总是“光荣正确”的，“情绪都是煽动的，

④

都是不明的，群众都是一小撮的”。如新华社对万州事件的报道非常具有典型性：

重庆万州发生一起严重件

【据新华社重庆20日电】18日，重庆万州主城区因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进城务工人员，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引发了一起严重的件。重庆市、市和万州区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此事件已基本平息。

【作者简介】曾庆香，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李蔚，江苏总队新闻站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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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如《瞭望》周刊2008年第36期的专题文章指出：

这种报道框架的转化，是官方和媒体从业人员自身认当地媒体即开始大规模地刊登和播放“群众愤怒知的逐步深入以及官方与媒体博弈中官方对媒体转变管制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引策略的共同结果。

发了广泛的争论。

……

二、新媒体对件的信息传播

“机关不作为，黑恶势力才能横行。要说黑恶势力能够煽动这么多‘不明的群众’围攻县，只怕三岁一般来说，当一个件在互联网上公布，便会出小孩也不相信。”当地一家茶叶店老板说。

现海量的相关信息（除去转载传统媒体的报道）。细究新媒2、去语境化的事件过程框架

体对件的信息传播，可发现具有以下特征：由于市场经济下媒体本身对自身利益和专业主义1、“造势”与“溢散”

的追求，以及人们对千篇一律的新闻通稿的愤慨，

“蛊惑”与件的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民众心中存在着公正“教唆”的报道框架终于被突破。这种突破首先体现在全国失衡感、

相对剥夺感与仇官仇富的普遍情绪，因此，互联网各媒体所进行的不拘一格地对件本身去语境化的上发布的信息大多数是为了发泄长久淤积于胸的情绪，也详尽报道，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稿或地有不少信息是探寻事件背后的。无论在新媒体上传播方党报的报道。

信息的动机是为了使事件得到公正的处理，还是为了探寻所谓“去语境化”⑦

，是把事件从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

事件的，尤其是在官方已给出了传统的、刻板的框架与中抽离出来进行解读。

“去语境化的事件过程”框架，也就是定性（即“这起事件是不明的群众在少数不法之徒，或对件的发生过程进行详尽的、就事论事的报道，而

者说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之下引发”）之后，都需要民众不在宏观背景下进行追因溯果、

纵向横向的剖析。手中有一种能够与权力相抗衡的东西，否则公众的知由于件尤其是发泄型件的爆发源于

情权就难以实现。

有国内传播学者指出，这种东西用中国的结构性紧张和社会“安全阀”的缺失，人们参与件传统词语表达便是“势”⑧，用国外的说法便是

“public并非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发泄长期以来郁积的opinion”，即。

相对剥夺感和失衡感，因此，仅仅就事论事，这种去语境化“势”

，指的是势力、力量，而势力则指政治、经济、军事的事件过程报道框架会让受众产生一种错位的归因：那就等方面的力量。对于人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是件的参与者是一群分子，是一群不明一个是“权”，因此我们常说“权力”；另一个是“众”，因此我的乌合之众，而则是无辜或者至少是关联不大的受害们也常说“人多势众”。这说明，“权”会带来“力量”，即“势”，者。因此，去语境化的过程，既是新闻从业者对现实的解构因此我们才有常用词“权势”；但并非所有的“势”都是“权”过程，也是对事件的重构过程。在重构的现实中，基层带来的，或者说，并非只有“权”才能带来“势”。正因如此，我的过错充其量不过是对件处置不当，而其“加害们则又有“有权有势”的说法。但是，并非所有的“权”都能带者”或者“责任者”的角色则未被揭露。

来“势”。普通老百姓无权，但可以依靠人多而有势，以“人与“蛊惑”与“教唆”框架相比，“去语境化的事件过程”势”来抗衡“权力”与“权势”；或者依靠惊动更高级别的“权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往强烈的负面色彩，但事实上力”来与之对抗。

仍会产生一种错误归因的传播效果。这会导致人们认为群件爆发或者其导火索事件发生之后，相关信体性事件是由于的信息不公开、或者现场处置不息随之出现在新媒体上，原因在于，人们认为通过正常的渠当所引起。

道难以得到公正的解决，而之所以不能得到公正处理，是因3、高度语境化的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为部分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权势”。因此所谓“高度语境化”，是指把件放在宏观的社希望通过互联网或手机联络更多的人员，即通过“制造人会语境中进行考察，追问其发生的深层的、必然的原因。“高势”来对抗“权势”，或吸引更高级别的“权势”来干涉当地的度语境化”

的追问导致对件的一种完整的、真实的“权势”。可以认为，无论是“制造人势”，还是吸引更高的“权认知结果，那就是承认件是社会中的结构性紧张势”，都是旨在“造势”。

与怨恨的结果，从而形成了“社会冲突与怨恨”的报道框架。

社会学者指出，一个集合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是如事件后期，媒体对事件爆发的深层原因进行否发生取决于以下几个要素，这几个要素用函数表达式表了追问，如《瞭望》周刊中的《染黑的版本》、《“发展”何以述为：

成“水火”》、《官场“怪”状》、《参与者也是受害者》等专题“F（P）=f（G，A，C）。文章，其结论同石宗源通过三天调查所得出的结论相似。

“P是因变量，表示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或个体参从媒体的报道框架转变，我们可以认为，我国官方对群与某个集体行动的可能性。G、A和C是自变量，它们的不体性事件的认识有了一次大的飞跃，已经敢于面对其发生同取值将直接影响到因变量P的取值。其中G表示‘怨恨的真实原因，那就是承认社会中存在着“不满”，是“这种不的生产和解释’，其中“怨恨的生产”是利益表达和需求保卫满”而不是“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导致事件发生的。这种的导火索，它既可以是对现行社会问题和社会不公正的关“不满”也就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所指出的由社会结构注，也可以是个体或群体正在遭受着的苦难体验，还可以是的缺陷所衍生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这说明，我国官方对某种潜在的社会危机的担忧和关心。而对怨恨进行解释对件的认识终于摆脱了传统的狭隘观点。

的结果，便是一个集体行动框架的建构：这个框架既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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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又对责任进行了归因，并且指出了行动的必要性，因此成为集体行动的催化剂。⑨

新媒体之所以能“造势”，在技术上，是通过网民自下而上的“发帖、灌水、加精、置顶”；在内容上，则集中于‘怨恨的生产和解释’，即怨恨动员。仔细分析，新媒体的怨恨动员，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的：

叙事动员（1）

对件及其导火索事件进行追根溯源可发现，其中的信息通过“削平、磨尖、同化、添加”等手段在新媒体上建构了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如在四川大竹事件中，女孩猝发疾病及随后被暗恋者即保安强奸的真实框架演变为“三个要求陪酒并被轮奸”的虚假框架；在贵州事“儿子／侄子奸杀”；在件中，女孩的冲动自杀被置换为重庆万州事件中，平民百姓之间的小纠纷被建构为“仗的故事。势欺人”

不同的怨恨解释框架具有不同的动员潜能，这些潜能由该框架的经验上的可信度、经历上的可测量度和叙事的重要性等三个因素所影响。对比以上件的两个不

被新媒体所发布的叙事同的框架可以发现，被民众所传播、框架无论在经验的可信度、经历的可测量度，还是在叙事的

重要性上，都更具有优势，因此更加符合人们心中的信念真

变形的，然而人们却信以实。正是借助于这些建构出来的、

为真的叙事，新媒体动员了一大批心中存在着见识过相似“伤痕”、相似“怨恨”的人们。

（2）情感动员

细究可发现，新媒体的叙事框架中都或多或少包含着一些怨恨的情感信息。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绝大多数是一种情绪发泄。我国处于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期，由于弱势群体的数量非常庞大，这种怨恨的情绪信息有时具有非常大的感染力，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从而达到动员的效果。

如在事件中，不少的网民便是以自己的姐妹、自己的母亲和女儿有可能遭遇这样一种境况为诉求点。又如在PX事件中，厦门百万市民疯传的短信：“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厦

者是“反对性议题”从边缘媒体流向主流媒体的过程，或者“反对性议题”在大面积、大范围的公民之间的扩散。正是是

通过议题的“溢散”，从而达到聚拢人心一呼百应的效果，实现了“造势”的目的。

2、行动动员与快闪行为

不可否认，新媒体上的件的信息传播，许多仅“造势”，形成一种“众目睽睽”之下的压力，促使政仅是为了

府调整自己的作为。但也有许多信息传播是为了采取行动，让民众的行动更正的作为。这种通过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来进行行动动员的典型例子是厦门PX事件。

2007年5月27、28日，吴贤在群里呼吁成员带“反对PX，保卫厦门”的横幅和带，于29日中午12时到厦门世贸商城前集合。

29日上午，当吴贤带着复印好的厦门PX资料来到世贸而附近火车站的巡逻警力商城时，发现附近停有3辆警车，

比平时有明显增加。曾有过在派出所工作经历的吴贤不免

Q群成员“我是网警”的短信，“警有所警觉，此时，他收到Q

车已经被派往世贸”。

吴贤见势不妙，马上回家到QQ群里发信息通知，撤。那天的聚会当然也没搞成。……

30日下午，吴贤来到厦门火车站对面的“意利”网吧，依旧在“还我厦门碧水蓝天”群里和网友商量第二天上街

訛輱

“散步”的事情。輥

厦门的PX事件显示了互联网“快闪行为”的某些特性。所谓“快闪行为”原是一种网民游戏，是指互不相识的网民通过网络联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快速聚集并实施同一行为，而后迅速解散。“快闪行为”极易为具有一定社会目的的组织、群体所运用，使得件具有三种新的特征：第一，形成了件组织方式的虚拟性；第二，提高了件聚合能量

訛輲

的倍增性；第三，增强了件具体实施的突发性。輥

正是由于件的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行动号召的功能，导致我国的件出现了网上、网下联动的特“现实与虚拟并存型件”。如重点，即出现了一种庆、三亚等地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运，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同时一些人把相关情况散布到互联网上引起更多人关注并号召更多同仁的参与，随后形成了两个更大规模的件，即现实社会的全城出租车司机罢运，与网上以出租车司机为主要话题的群体性讨论。……‘从说到做’。网民开始对看不顺眼的干部违法违规行为动真格。过去，网民也多次在网上曝光某些党政干部的违法违规行‘说说就罢’。而在近期，网民呈现出‘不处理当官为，但多是

的就绝不罢手’的态度。”由此引发的结果是，在媒体尤其是在新媒体的信息传播作用下，我国的件出现了一个“曝光-查处-免职”的“定律”，启动了处置善后的“干部问责制”。

50

门全岛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

白血病、畸型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为了

⑩

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与此同时，新媒体信息传播者往往或有意或无意地借助大量的流言甚至谣言而进行非理性情绪感染与煽动，如在厦门PX事件中，市民群发的短信内容极具煽动性，“厦门全岛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型儿中度过”，在没有确凿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种情绪感染力超强的非理性表达。

在BBS上关乎PX项目的帖子中，‘保卫厦门’、‘还我蓝天’的字眼屡现网文标题。通过这样的传播，PX物质的毒性

訛輯

被无限放大，甚至到了离奇的地步。輥由此不难理解，我国之所以会大量出现网络暴力、网络暴民现象，正是由于新媒体这种强大的情感动员和情绪感染作用。

輥輰訛

新媒体的强大“造势”效果是通过议题的“溢散”实现的。所谓“溢散”，其实就是“扩散”，即“反对性议题”由新媒体议题扩散到传统媒体议题再扩散到议题的过程；或

三、结语

由上可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件的信息传

播内容与功能迥然相异，（下转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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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视Focus

以为自己蓦地回到了1996年11月20日弥敦道嘉利对他们来说，14年前的那场大火，是大厦大火的现场。

教中的硫磺火湖、佛教中的人间地狱，满是痛彻心扉的创伤与不堪回首的记忆。是的，两场大火的相似性可说是无处不在。但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上海大火的灾后反思也能像那样一丝不苟，真正以此为鉴，永绝后患。”

还有一些重要评论是在本测试完成后才发表，例如广为传播的《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则在更高层面和全国范围来论述安全问题，指出“安全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要

⑤

市公共安全日⑦。

总之，从媒介生态的视角看，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各种样式都在本次突发事件中恰如其分地找到能发挥其功能

的生态位，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传播效应，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

六、结语

不然，“发生事故了，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诘问深得网民赞许，道出了人民的心声。

3、从传播效力看———微博初显综合性传播平台效应值得一提的是，作为2010年网络媒体中最热门的应用———微博，在本次事件中发挥了突出的传播效应。微博的作用至少体现在：一是对上海大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

现场救援的细腻报道，从进行了持续的关注，从火灾灾情、

事件问责的不断追问，从善后安置、头七祭奠的火灾原因、

细节刻画，从火场逃生、消防演习等的知识传播方面都进行

即时的传播，虽然每条内容篇幅很小，但这种连了广泛的、

续不断的网络化的社会传播有利于呈现事实的各方面真

相；二是可以通过关注、转发、评论、上载图片视频等在社会网络关系中不断接力传播，从而沙里淘金，把有价值的内容进行充分扩散传播；三是以微博为纽带，还能进行一种网络集群活动。在本次事件中，利用微博进行网络的祭奠活动，有的还发起可以为外地群众代为献花⑥，有的在微博上相约去胶州路现场去献花。献花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种行动性的表达，因此，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络媒介发挥了其社会组织和集体行动动员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超越了传统媒介的言说表达的层次。

广大群众有序地到现场祭奠，鲜花形成的花海花阵，是一种无声的行动表达方式，对此，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

呈现与传播。从这一点看，传统媒体都进行了充分的报道、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互动乃至合力推动，使得公共得到充分表达，一个重要的信息表明上海吸收教训开始行动：上海市已考虑把11月15日设为上海城

通过对大学生测试者报告的内容分析和对整个事件的

观察思考，一些实际测试数据说明了这次上海火灾引发的波运动的规律，发现了新的波类型及其基本特征。网络媒体在波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传统媒体的实际影响力，特别是在有分量的评论及原创

取观点上，依然具有主导主流的力量。需要指出的是，得这些研究结论的数据本身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或片面

性，例如：测试者本身具有同质特点，如年龄都在20-22岁之间，女性比例过大。这些分析结论，基于的样本数量还不够多，可能存在偏颇错漏，有待方家指正，需要今后在更大样本量支持下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参考文献与注释：

①《2010年，上海大火》，http://blog.sina.com.cn/s/blog-4701280b0100mrhm.html。

②《十一月大火的过程》，http://blog.sina.com.cn/s/blog-4701280b0100mri0.html。

③事实上有的时候很难完全区分其来源，比如在一个典型的网络论坛的帖子内容，可能是一个传统主流媒体办的，也可能是专业媒体人的言论；另外，某些内容既有事实报道，也有评论，也有系列图片，就很难归类，本研究只以其最出彩内容作为标准进行归类，有一定主观判断在里面。

④陈斌：《上海火灾反思应向看齐》，《南方周末》2010年11月18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52576。

⑤高云才：《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人民网2010年11月29日，http://house.people.com.cn/GB/13338487.html。

⑥上海当地网友发微博表示，可以代为外地公众献花，共同哀悼遇难一位作家听到消息后就让他帮忙采购者，活动组织者有新浪网友王小塞等。了1800枝花。

⑦《上海拟将11月15日设为安全日官方反思火灾教训》，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11-22/26733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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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0页）传统媒体的报道更多地是承担着为受众“解

的职责；而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则更多地是进行怨恨疑释惑”

解释与行动动员。如果说传统媒体的报道框架演变意味着监督的开放，那么新媒体的传播动员则体现了强大的“赋权”作用。■参考文献与注释：

①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语。参见《“集体行动”的特征》，《瞭望》2008年第36期。

②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③张征林：《安徽池州发生恶性事件，看群众如何不明》，联合早报网，2005年7月1日。

④叶鹏飞：《贵州大定性为黑势力参与群体事件》，《联合早报》。⑤马昌博、丁补之：《6月28日———7月14日：贵州“大考”，还原“6·28事件”中真实的反应和作为》，《南方周末》2008年7月17。

⑥邓飞：《贵州事件》，《凤凰周刊》2008年第20期。

⑦“去语境化”与后文的“高度语境化”是借用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术语。保罗指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的解读方式，另一种便是去语境化的解读方式。前者忠实于文本产生的语境，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后者则倾向于从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转引自陈炜：《公共危机传播的媒介景象：从政治问责性到公众问责性》，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5、72页。

⑧王怡红：《借势传播：一个理解中国人日常交往关系与实践的概念探，在中文大学传播想像会议上发表的论文，2008年12月6日。讨》

⑨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

⑩蓝云、张羿迪：《反污染！厦门“百万”市民同传一条短信》，奥一网，2007年5月28日。

訛张晓娟：輯輥《厦门PX危机中的新媒体力量》，《国际公关》2007年第12期。訛所谓輰輥“溢散”是由学者Mathes和Pfetsh研究证明的。参见杨洋：《中国公民新闻发展形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2页。

訛刘向晖、輱輥周丽娜：《历史的鉴证———厦门PX事件始末》，《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48期。

訛李苏鸣：輲輥《“快闪族”行动与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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